又一个旧历新年过去了。在人们沉浸在合家团聚快乐中的时候，大概很少有人会知道，“春节”这个节日几乎遭到废止的旧事了。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出文章，对这段鲜为当代人所知的历史，予以重新的解读。

    辛亥革命后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法决定自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使用公历，并规定公历1月1日为“新年”，但民间仍然习惯过旧历新年。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，在保留公历新年的同时，批准以正月初一为“春节”，全国例行放假。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，国民政府重新颁布命令，自1929年1月1日起，全国使用公历，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。

    在废除旧历和春节的问题上，当时的国民政府称得上是雷厉风行。首先是频颁禁令，在旧历年到来时，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，有的地方还禁止商店关门；其次是严厉制裁重“旧历”轻“新历”的行为，不仅是按照惯例于旧历年节放假的学校负责人会被处罚，那些关张回家过年的商人、在街上为人写春联餬口的落魄文人也受到了查处。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干脆采取暴力，强行禁止春节中的一切庆祝游乐活动，当时的媒体报道，河北昌黎县政府就曾派警察武力驱散民众的庆贺集会，各家挂起来的节日彩灯也全被没收。     

    然而，再强大的行政力量，仍有鞭长莫及之处，那就是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众心理和风俗习惯。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象：一方面是政府的严令，是政府所属机关、学校团体对旧历新年的有意的冷漠，另一方面，民间过旧历新年之习俗及热闹场景，却丝毫没有因政府一纸禁令而减弱。当年北京《晨报》对此曾有生动描述：“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，对于阴历新年，则特别高兴。就北京一城而论，在阳历新年的时候，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，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，而在阴历新年时候，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，而群趋于行乐一途，燃放爆竹彻宵不绝，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。”当时一副对联形容得很妙：“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；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。”在政府和民间的这场对抗中，最终是前者放弃了坚守，中国人又恢复了过旧历新年的传统。

    现在回顾这一段旧事，当然不乏趣味，但未必不能引出一些深层次的思考。废旧立新，是与国际接轨，而且伴随着旧历年节的，有许多人们通常认为的“陈规陋俗”，那么，普通民众坚持过旧历年是否就是“顽固”、“不可理喻”呢？道理远非如此简单。不难发现，传统年节不仅是历法上的节气，实际已积淀了丰厚的民间思想观念和传统心理习惯，在民间过年背后，包含着民众所不能轻易放弃的一套生活方式和浓厚的民俗文化，这种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是很难用行政力量去强行改变的。在传统年节活动中，固然有一些今人看来似乎陈旧、落后的东西，如迎来送往之繁复，禳灾祈福之无稽等等，但平心而论，并无大害，尤其是对他人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害，对这种并无大害、民众自得其乐的活动，行政力量是该谨慎自持还是该蛮横越界硬予干涉？

    近代社会对旧历年节的非议，还隐藏着一种文化自卑，以为凡中国传统的，都是落后的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。其实国家之兴衰强弱，与何时过年、民众怎样过年有多大关系呢？